在国际叙事学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申丹教授的“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进程”理论，打破了亚里士多德以来聚焦情节发展的传统，被称为“重大学术突破”。国际叙事研究界的顶级期刊《文体》（Style）曾以全刊篇幅研讨其原创理论，她提出的理论成为外国学界研究其本土作品的有效工具。

2026年初，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研制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研究方法分析报告（2026）》中，公布了十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原创研究方法示例，申丹教授提出的“隐性/双重叙事进程分析法”荣列其中。本期访谈我们有幸邀请到申丹教授，请她介绍原创研究方法的形成过程与未来发展，以及如何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进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人物名片：

申丹，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主任，教育部文科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际权威期刊《叙事》（美国）的顾问、《文体》（美国）的顾问、《语言与文学》（英国）的编委、《文学语义学》（欧洲）的编委（2008—2021），以及《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英美）的顾问编委。2014至今，连年上榜爱思维尔（Elsevier）在国际上高被引的中国学者榜单，2022年入选文学研究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年度影响力”榜单。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四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三项。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问题一：您提出的“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在国际学界有较大影响，被称为“重大学术突破”。您能否用一个例子为刚接触这一领域的读者简单解释下？
——好的，我尽量用通俗的方式来说明。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两千多年来，中外批评界研究叙事作品时，关注的都是“情节发展”这一种叙事运动；情节、人物、环境成为叙事研究“天经地义”的三要素。而我在阅读经典作品时发现：在不少作品中，情节发展的背后还隐藏着一股叙事暗流。这股暗流不是情节的一个分支，也不是情节深处的一个层次，而是自成一体、从头到尾与情节并列前行的另一种叙事进程——我把它称为“隐性进程”。情节发展在明处，隐性进程在暗处，这一明一暗就构成了“双重叙事进程”。
以美国作家凯特·肖邦189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德西蕾的婴孩》为例。表面上看，作品的反种族主义倾向十分鲜明：白人奴隶主阿尔芒发现妻儿有黑人血统后，冷酷地抛弃了他们，逼得母亲抱着婴儿走向毁灭；而结尾出人意料——阿尔芒在烧毁妻儿遗物时，发现了自己母亲的家书，得知有黑人血统的恰恰是他自己。一百多年来，批评界一直把这篇小说读成控诉种族主义的悲剧，将其归入《汤姆叔叔的小屋》以来的废奴文学传统。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考察文本细节和结构安排，就会发现一股与之背道而驰的暗流。肖邦笔下的人物存在系统性的种族分界：所有白人都没有种族歧视——白人老奴隶主奥比尼娶了一位黑人妻子，对黑奴宽厚仁慈；作为白人奴隶主的瓦尔蒙德夫妇毫不犹豫地收养了弃婴德西蕾，又毫无芥蒂地欢迎她抱着有色婴儿回娘家。相反，有种族偏见和压迫行为的清一色都是黑人角色：结尾被揭示有黑人血统的奴隶主阿尔芒，才是那个抛弃妻儿、逼死他们的人，甚至在得知自己的黑人血统后仍继续焚烧妻儿的遗物；那位黑白混血的保姆，也在误以为黛西蕾母子是混血之后，对他们流露出冷漠的傲气。也就是说，作品在表达种族态度时，有罪的只是黑人，白人则毫无例外地善良公正。
这股叙事暗流的成立，关键就在那个意外结尾。在真相揭开之前，读者看到的只是善良的白人奴隶主与残忍的白人奴隶主阿尔芒之间的对照，后者压迫黑奴；而结尾把阿尔芒重新划归黑人之后，他的残忍就被暗暗归因于所谓“低劣的黑人血统”，而非白人的种族主义。这样一来，作品实际上是在暗中为白人主导的南方种族制度辩护。肖邦创作这一作品时，奴隶制已经废除近三十年，肖邦的种族主义立场无法公开表达，只能藏进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
这就是“双重叙事进程”的基本意思：同一部作品的文字可以同时承载两股方向相反、并列前行的叙事动力。如果只看情节发展这一股，不仅会对作品形成片面理解，还有可能形成严重误解。

问题二：请问您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叙事学研究的，研究有哪几个发展阶段？为何会在2012年提出“隐性进程”这一概念？
——我20世纪80年代在爱丁堡大学读硕士、博士期间，主要研习语言学、文体学与翻译学。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就文学作品的表达层面而言，文体学虽精于遣词造句，却往往忽略作品的结构技巧，由此开始关注叙事学。我博士毕业后回到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开始着重研习叙事学，20世纪90年代聚焦于经典叙事学，梳理评述相关概念与研究模式，厘清并纠正西方学界存在的各种偏误与理论混乱，于1998年出版《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2019年第四版，2021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世纪之交，针对国内学界对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关注不足的状况，我在2005年出版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下篇中，集中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02年前后的英美后经典叙事学理论。此后，我的研究重心逐步由理论辨析转向经典作品的重新阐释，提出“整体细读”研究方法，尝试融合叙事学与文体学，从文内、文外、文间三个层面开展综合考察，打通微观文体、叙事结构与宏观语境、互文关系，以此挖掘作品深层的潜文本意义，并于2009年出版《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2012年起，我开始关注诸多经典作品之中与情节发展并行推进的隐性进程；2015年以后，则进一步着力探究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这两种叙事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推进双重叙事进程的理论建构工作，并于2021年出版《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我之所以会在2012年开始关注隐性进程，是因为在解读曼斯菲尔德的《苍蝇》时产生了困惑。这是曼斯菲尔德最具批评争议的作品之一，一个世纪以来，批评界围绕其象征意义争论不休。我在细读中发现，这些争论的根源在于：批评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局限于情节发展，把文本成分都往某一条主题轨道上硬拉，而作品中其实存在不少对情节发展而言无关紧要、甚至显得琐碎离题的细节，比如老板一再向来访的老朋友夸耀自己新办公室的地毯、家具和电炉。沿着情节走，这些细节是多余的；但沿着另一条轨道看，它们恰恰构成一股贯穿全文、针对老板虚荣自傲的反讽暗流。发现这股暗流之后，先前那些看似水火不容的阐释便各得其所，激烈争议的根源也随之显露出来。这一发现促使我写出《叙事动力被忽略的另一面——以〈苍蝇〉中的隐性进程为例》，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首次提出“隐性进程”概念；2013年又在美国《今日诗学》上发表论文，在国际学界首次界定这一概念。更重要的是，《苍蝇》并非孤例——循着这条线索重读经典，我发现不少作品的情节背后都存在这样的叙事暗流，于是研究重心便从挖掘作为情节深层意义的“潜文本”，转向挖掘与情节并列前行的隐性进程。

问题三：2012年，您首次提出“隐性进程”这一概念，后来又提出了“双重叙事进程”。2021年，《双重叙事进程研究》一书问世，系统介绍了这一理论体系。在这一方法的形成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的事件或节点，它是如何成型并不断完善的？
——第一个节点是2012年概念的提出。刚才已经提到，我因解读《苍蝇》而发现隐性进程，在国内外首创了这一概念。2012到2014年，我专注于对隐性进程的挖掘，2014年劳特利奇出版社推出的英文专著就属于这一阶段。当时我对表面情节持排斥态度，对前人阐释也持批驳立场。
第二个节点是2015年开始关注“双重叙事动力”或“双重叙事运动”。 从这一年起，我在国内外发文，旗帜鲜明地探讨情节发展与隐性进程如何各司其职、交互作用，不再排斥前人对表面情节的阐释。这一转变直接体现在论文标题上，就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而言，《文体》期刊2015年冬季刊在首篇位置推出我的 《双重文本动力和双重读者动力》一文；2017年该刊又首篇发表《两个并列运行的表意轨道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强化对两种进程协同作用的探讨。
第三个节点是2018年的概念定名和理论拓展。这一年我在美国《文体》上发表《作为双重作者型交流的双重叙事进程》，首次在国际上推出“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双重叙事进程”）这一概念，并与同年在《学术交织》（Symplokē）上发表的《双重叙事进程与双重伦理》相呼应；2019年又在《文体》期刊上探讨了虚构性如何成为双重进程的修辞资源。与此同时，我挑战了多种单一的叙事学、文体学和翻译学模式，对“双重叙事进程”展开了系统的理论建构。
第四个节点是国际学界的检验和应用。2017年，欧洲叙事学协会（ENN）的双年会邀请我就“双重叙事运动能如何重构和拓展叙事学”做一小时大会主旨报告；2019年法国叙事学常用术语网站收入了我的“隐性进程”概念；2021年美国《文体》期刊将其春季刊的全刊用于探讨我首创的隐性进程/双重叙事进程理论，有14位欧美学者撰写专文，加以讨论和运用，我也逐一进行了回应，进一步阐明了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应用价值。2020年，美国的《今日诗学》发表了西班牙学者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连环漫画的论文，此后也陆续有国际学者加以阐释和运用。
2021年面世的《双重叙事进程研究》与2014年的英文专著形成鲜明对照：那本书绪论之后就是作品分析，而这本书的上篇七章全部用于“双重叙事进程”的系统理论建构，下篇再通过对卡夫卡、比尔斯、肖邦、爱伦·坡和曼斯菲尔德八篇经典的完整分析来检验和充实双重叙事进程理论。该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获得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标志着这一理论从最初的一个发现，发展为自成体系的研究框架。
 

问题四：目前很多学者在研究中都会使用“隐性/双重叙事进程分析法”作为分析框架，您认为如何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一方法？
——我认为需要“准确理解概念”和“恰当运用方法”。先说准确理解，关键是把握本质特征、避免误用。“隐性进程”不是情节发展的深层意义，而是与情节并列前行、自成一体的另一种叙事运动——它从头到尾运行，沿着自己的主题轨道表达出与情节不同甚至相反的主题意义，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这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需要明确的是，2015年以后我强调的是“双重”视角：既不能仅看情节发展，也不能仅看隐性进程，而要关注这两种各自独立运行的叙事运动如何相互对照、相互制约、相互补充或相互颠覆，综合平衡地加以考察。另外说明一点：我经常使用的“情节发展”一词，实际上是“显性进程”的提喻性用法——叙事进程不仅包含事件序列，还包含表达方式以及作者、叙述者、聚焦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隐性进程也是如此），只是因为大家熟悉“情节”概念，我才常采用这一表述。
再说恰当运用，首先要弄清楚以往为什么会忽略隐性进程——知道了盲点在哪里，才知道如何突破。我在《双重叙事进程研究》第三章总结了七种原因：批评传统的束缚（包括“单一主要冲突”“单一人物形象”的束缚）、对作者的定见、作者书信和访谈的误导、作者有意设置的障眼法、技巧的微妙、隐性进程中反讽的特殊性（靠前后呼应暗暗产生，局部难以察觉），以及作品之间表层互文一致性的蒙蔽。
在此基础上，我在书中提出了挖掘双重进程的七条路径。一是打破批评传统的束缚，哪怕延续再久、认可再广的传统，也不要迷信。需要特别注意那些令人困惑或引发激烈争议的作品——卡夫卡的《判决》之所以被视为“极其令人困惑的故事”，就是因为批评界只盯着情节发展，把与隐性进程相关的成分往情节轨道上生拉硬扯；二是打破对作者的定见，同一位作者在不同作品中，可能会持大相径庭的立场，甚至一反常态地采用不同的写作风格；三是文内分析与文外考察相结合，结合作者经历和社会历史语境，但不轻信作者本人的自述；四是注意文本成分的前后呼应，隐性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开头、中间、结尾相关成分的暗暗交互作用——我总是逐步追踪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持续形成的对照、互补或颠覆关系；五是关注从情节角度看显得琐碎离题的细节，它们往往对隐性进程至关重要，发现暗流之后，这些细节就会获得很强的主题相关性和审美价值；六是把叙事学的结构技巧分析与文体学的文字技巧分析相结合，因为隐性进程往往不仅在于结构安排，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微妙的遣词造句；七是注重互文比较，在相似和对照中，更好地挖掘某一作品的隐性进程和双重叙事动力，但也要防备被表面相似所蒙蔽。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这一方法，可以参看《双重叙事进程研究》上篇的系统理论建构和下篇对八篇经典作品的分析，以及《文体》2021年春季刊上我与十六位学者的专题论辩（《外国文学》2022年第1期有详细介绍），其中既有对误解的澄清，也有对应用边界的界定。

问题五：您一直在学术界的国际前沿领域开拓，在经年的研究中，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可否具体谈谈您的研究方法与经验？
——我最深的体会是：要在国际前沿开拓创新，首先要打破自身的两种束缚——一是囿于古往今来的批评传统，二是缺乏自信，认为作为中国人难以在西方语言文学领域首创理论。就第一种束缚而言，我从读博士时起就敢于挑战西方权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着力于发现西方权威学说中的漏洞、混乱或偏颇之处，加以弥补、清理和修正，这些成果虽在国际上发表于一流期刊，但研究范畴仍未跳出传统框架，直到2012年发现“隐性进程”，才真正跳出框架。
自信心的建立也是一个过程：2008年我把研究埃德加·爱伦·坡的一篇论文投给了单盲评审的国际权威期刊《19世纪文学》。投出去之后，又担心中国作者姓名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还补发电邮，请求主编把我也匿名。从评审意见中出现了我的名字来看，主编觉得这并没有必要。论文一个月内被接受并获高度赞赏，说明这种顾虑是多余的。我深切领悟到，在西方文学研究领域要开拓创新，必须摆脱作为中国人的不自信，勇于在国际前沿不断探索。
就方法与经验而言，我想谈三点。第一，选择西方著名学者的权威观点作为挑战对象。我也曾撰文辨析一些不够有名的学者或不够重要的理论，结果未能引起什么反响；而对热奈特的“叙述行为”、布斯的“隐含作者”和“不可靠性”以及属于叙事理论核心的“故事与话语之分”等影响很大的概念的探讨，则引发了国际学界的重视——有的促成期刊组织专题讨论，有的使我受邀为《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叙事学手册》等权威参考书界定相关概念。在国际学界，挑战影响较大的权威理论，中国学者的声音才有可能得到公认。
第二，通过跨学科研究来创新和超越。叙事学将结构技巧视为表达层的全部（即“话语”“层），文体学则将文字技巧视为表达层的全部（即“文体”层），两者各有其片面性。我2005年在国际上率先指出这种片面性，倡导将两者的方法相结合，引起了较大关注，受邀为两个领域的权威性《指南》和《手册》分别撰写章节；著名文体学家露丝·佩奇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也明确提到我在这方面的引领。劳特利奇出版社2025年出版了我的英文专著《话语与文体：叙事学和文体学能相互做什么？》，在该出版社和亚马逊的网页上，都可以看到国际叙事学和文体学界多位著名学者对该书的盛赞，H. 波特·阿博特说：“申丹撰写了首部直接关注叙事学的‘话语’与文体学的‘文体’之关系的著作……在叙事学和文体学两个领域，这本书将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法语叙事学网站也在“术语表”（Glossaire du RéNaF）中，收入了我的“话语与文体”这一术语。
第三，理论创新必须立足扎实的文本细读，并与全局视野相结合。无论是纠正西方学者对坡的小说观的误解，还是发现《心理》中视角转换的假象，靠的都是对原文文字选择的细致考察。就作品而言，要同时关注局部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作品与社会语境的关联、以及作品之间的互文对照。此外还要有一点耐心：理论创新难以一蹴而就，从2012年发现隐性进程，到2015年转向双重进程、再到系统的理论建构，是一步一步扎实向前推进的过程。

问题六：您的研究虽然根植于西方理论，但最终提出了具有中国自主性的原创理论。这是否说明真正的“中国学派”并非要另起炉灶，而是在与世界理论对话，甚至“交锋”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
——您这个判断很准确，我的研究经历正可以说明这一点。西方文论领域的知识体系建构与中国文论领域有明显不同：后者主要由中国人参与（中国叙事学也主要靠中国学者针对中国的古典文本来建构），前者的国际舞台则以西方学者为主。在这一领域，另起炉灶、自说自话是难以产生国际影响的——必须有很强的文化自信和自主意识，不仅在国际前沿审视、修正和发展外国权威学者提出的理论，而且争取提出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理论。
在理论创新中，要注重与西方学界的对话。即便是“隐性进程”这一原创概念，其诞生也与对话密不可分：当时国际叙事学界对属于情节层面的“叙事进程”的研究正是一个热点，我借助这一热点为所发现的叙事暗流命名，把国际学界的注意力引向情节发展背后的另一种叙事运动。在建构自己的理论时，我还特意把论文的相关部分发给“隐匿情节”“隐性情节”等相近概念的提出者，与他们逐一辨析本质区别，最终赢得认可；与英国学者沃茨更是经过多轮电邮交锋，才说服他接受“隐性进程”的创新性。
交锋也是理论完善的途径。《文体》2021年春季刊的论辩中，14位欧美学者既肯定我的理论，也提出挑战和质疑，我在同一期中逐一回应，正是在这种交锋中进一步阐明了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应用价值。这一理论被西方学者应用于分析各种西方文艺作品——中外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通性，这使得中国学者提出的理论能够成为外国学界研究其本土作品的有效工具。
所以，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所谓“中国学派”的位置，需要在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和交锋中来赢得：先进入国际前沿的话语体系，在权威概念上做出令国际学界信服的辨析和修正，再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提出超越传统的原创理论，并通过国际传播和应用扩大影响力。

问题七：作为在国际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学者，您认为，中国学者在西方文论占主导的领域实现突破，关键在哪里？特别是对于有志于此的年轻学者，您有什么建议？
——在西方文论占主导的领域，中国学者要实现突破，我认为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前面提到的充分文化自信和自主意识，二是打破长期形成的批评传统的束缚。前者解决“敢不敢”的问题——不能迷信西方权威，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国际前沿首创理论；后者解决“能不能”的问题——重大理论创新的机遇，往往就藏在被传统框架遮蔽的现象之中。我早年提出过“整体细读”模式，在国内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在国际上反响甚微，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突破性，依然在传统框架中运作；而“隐性进程”之所以产生国际影响，恰恰是因为它挣脱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仅关注情节发展的框架，把目光引向了被传统遮蔽的另一种叙事运动。
在方法层面，还有三条可供借鉴的路径。其一，选择西方权威学者影响较大的理论概念作为辨析和挑战的对象，在国际一流期刊和学术平台上发声，这样中国学者的修正才能得到国际学界的公认；其二，走跨学科之路，在学科交界处找到创新空间；其三，借助国际学界的学术热点提出自己的概念，同时用对西方经典作品的原创性阐释来检验和展示理论的说服力——理论要能被对方阐发和应用，才算真正立住了。
对有志于此的年轻学者，我想说：跟我们这一代相比，你们享有更好的教育背景和更丰富的学术资源，有更好的条件在西方学术前沿开拓创新。希望你们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自主意识，直接参与西方文论界的讨论，从辨析修正权威理论做起，逐步积累国际学术声誉；同时保持对文本的敬畏，把细读功夫做足，不断发现理论创新的机遇——开拓新的视野，建立新的范畴，提出新的框架，指出新的方向。我相信，通过一代代中青年学者的奋力拼搏，中国的外国文学界一定能在国际学术界不断增强话语权，越来越多地在国际前沿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提问：刘亚惟
责编：曹世瑞
审定：张安民